佛世时，僧众乞食或受请，皆是以赞佛为先，礼赞之后方才就食；食时、食讫皆依 释迦牟尼世尊的教诲，心缘佛法，以免落入食事的世间法。此一行法即本文讨论的〈二时临斋仪〉前身之由来。

 

这临斋的规矩，随著佛法于东汉传入中国，又经过历代演变之后，成为明文科仪〈二时临斋仪〉，并收录在明末的《云栖法彙》、《诸经日诵集要》等处，流传至今。令人难解的是，包含〈二时临斋仪〉在内的诸多佛门仪轨，在在处处充斥著密续密咒、手印，而佛弟子们日日课诵却无警觉。

 

经查史书等传世文献，唐宋禅宗盛世大兴实证佛法之际，密宗瑜伽教带来的隐忧亦随之而起：宋朝[1]将唐朝密教行者（善无畏、金刚智、不空）及宋朝初期译出的密宗密续录入“大藏经”，法师们或是不察、或有他意，乃选取密续密咒、双身咒纳入佛教仪轨之中。元明清三代皇室皆与喇嘛交好，皇帝大多贪染密术双修，此风上行下效而深入民间，以男女双修及僧人畜养妻子为特色的密宗瑜伽法门，遂于元明二朝达到巅峰，佛门、道观纪律败坏，以致大半数的帝王必须祭出诏命律法，严禁僧尼及道士效法喇嘛的淫行歪风，禁止僧俗男女混杂往来玷污女众。[2]于元明清三代，原本清淨的佛门道场竟然必须当朝皇帝三令五申，遏止出家人淫欲邪行；如此世风日下，令人仰天悲叹。

 

明太祖朱元璋虽有心防堵密教造成之流弊，下诏欲将佛门仪轨导回正轨，[3]不料反而为密宗瑜伽教大开方便之门（且中国禅风盛世既衰，宋代灭后，以喇嘛教为国教的元代兴起，汉地国主从此难得再有亲近实证第一义谛的大宗师之机缘，难以辨明佛教与喇嘛教的根本差异；而当时密教男女双修的灌顶仪轨尚不为一般人所知，例如集印度怛特罗密教之大成、今日喇嘛教根本教义的Kalachakra Tantra 《时轮续》[4]亦未如现今之流通公开于世），于是密续密咒、双身咒堂而皇之进入佛门，正式在佛门仪轨中“合法化”，此后即无所不在，遗害至深。这祸害了世界一千多年的喇嘛教，时至今日方有大善知识 平实菩萨摩诃萨深禀 世尊意旨，力造《狂密与真密》四钜册，开启了历史上石破天惊的第一页，公开评破：假藏传佛教之名的喇嘛教，乃是以性瑜伽为教义，本非佛法，而是起源于印度的怛特罗密教，其各种荒诞之法多来自印度鬼神信仰膜拜。喇嘛教是邪淫外道，本非佛教；今日全世界各地喇嘛性侵事件层出不穷，即是根源于密宗性瑜伽男女二根交合的教义信仰。[5]

 

今人检讨佛门仪轨，应将密宗性瑜伽归于密宗喇嘛教，将佛教正法还给佛教，让佛教仪轨正本清源，回复原本清淨面貌。此〈二时临斋仪〉原是佛门日日早午二时过堂所课诵的仪轨之一，为求利益佛门四众，应将密宗瑜伽法的出食法及〈准提咒〉（即〈准提咒〉）剔还给怛特罗密教、喇嘛教。同时思及五浊恶世各种学说思想蜂起，紊乱大乘如来藏的实证法道，亟需佛弟子明辨法义，故当回归大乘本义，提醒佛门四众辨明所宗；又当劝勉自省证法修行的初发心，不应与世人生死轮迴无别。故此新版之〈二时临斋仪〉即准上述诸原则随宜调整，虽是野人献曝，未能尽阅佛典以臻完善，未来必更有贤者增益此一仪轨，广利大众，是为至盼。

 

二、从僧食规矩看〈二时临斋仪〉应有的元素及结构

 

查CBETA（《中华电子佛典》），〈二时临斋仪〉出现在明末莲池袾宏法师（1535-1615年）的《云栖法彙》[6]，以及清朝佚名彙编的《诸经日诵集要》。[7]其中《诸经日诵集要》的〈二时临斋仪〉有“出生法”（出众生食，古称“出生”），就是我们今日熟知的密教“出食法”—以外道法包装的佛教施食仪轨。而普遍流传的密教双身咒法〈准提咒〉，虽然并未收录在《云栖法彙》及《诸经日诵集要》，但却被后世佛门中不明就里者纳入〈二时临斋仪〉。

 

(一) 食事规矩及衍变

 

佛世时，以及 释迦牟尼佛方便示现灭度（公元前486年）之后，西天僧众的日常食事来自乞食、请食二种。圣制乞食，俾令弟子众精勤于闻思修证，破除骄慢，修平等心以回报施主；如来虽也允僧受请，但必须以利他为前提，若有一丝利己之心，就不应接受请食。[8]乞食时，施主授食之后，僧应当面为他祝愿、令住三宝；食前，赞叹佛德；食讫，以水洗荡钵器，[9]令所残余流泻于清淨处，亦是转施鱼虾、鸟兽、虫蚁等。受请时，必先赞佛，方受施主授食；食后，为施主诵一二颂的陀那伽陀（回报施主之颂偈），以法施回报信施。[10]综上可知，僧众常食前，必定先献佛、赞佛，当食时心繫精进，并以法回报施主。

 

佛法东来，于东汉之初或更早，已有梵僧往来中原（中国第一座佛寺白马寺，系兴造于东汉明帝刘庄永平11年〔公元68年〕）。梵僧东来之初，以传法为重；后来佛寺集众常住，须定规矩以供遵行；查现今留存的文献，最早的记载见于《高僧传》中，魏晋南北朝的释道安法师（312-385年）将僧人修行及日常规矩归类为三条，从此天下寺院景而从之：一、法会时执香炉而行，以及上高座读经、讲经之法；二、日夜六时精进用功，以及饮食、唱时之法；三、布萨以及忏悔过失之法。[11]

 

上述的“饮食”之法，应指僧众的常食规则—过午不食、食坐小床[12]、食先赞佛等。“唱时”（古代没有时钟，由专人唱时告众）之法，当指合寺僧众规律作务时（起卧、食不过午[13]、布萨集众等），派人于高处唱，或打揵椎、打鼓、吹蠡（螺贝）等。

 

佛法东来之初，僧众谨守佛制—托钵为度、日中一食；此从唐朝义淨法师（635-713年）之叙述可知。然而中土华夏的水土民情毕竟异于印度，大陆性气候（尤其秋冬寒冷）日中一食不足以维持一日活动之所需，尤其中国是大乘菩萨道场，要摄众利生，因此随宜开缘增加早斋及晚间药石[14]，方便长养气力以为众生做事。又且古时中国佛寺多建在深山丛林，出入村落托钵往来耗时，不利修行，因此到了唐朝百丈怀海禅师（749-814年），正式明定僧人农作，形成了中国特有的“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”的丛林规矩。

 

从释道安法师的三大原则，到百丈怀海禅师的《百丈清规》，明订寺院管理制度和日常轨范，几经后人添加润饰，我们现在看到的《百丈清规》已是后代修订的版本，无从得知唐朝是否就已经有制式的临斋科仪。然而可确定的是，明朝朱元璋于洪武16年（1383年）下诏检视瑜伽显密法事仪轨及真言密咒，彙为成规，令天下寺院遵守，[15]此时必定已有制式临斋仪流通，且已夹杂密续密咒。再到明末，《云栖法彙》及《嘉兴藏》就收录其中，成为今日〈二时临斋仪〉的雏形。

 

“二时”指早斋、午斋，至于大乘道场晚间进食别称“药石”（一般可直接开动，无须仪轨或更起其他作意，以护念鬼神、不惊扰鬼神，食毕直接唱诵结斋偈“饭食已讫……具诸佛法”四句，以祝愿众生）。然现今一般道场大多只有在举办多日的大型活动（如：传戒）时，大众用斋须同进同出才用〈二时临斋仪〉，且内容多已无“食存五观”；或在开放访客、香客、学人、信徒一起用斋时，方由常住众带领大家唸诵〈二时临斋仪〉，既庄严道场，又摄受大众。一般寺院平日因僧众忙于法务、无法同时用斋，因此大多各自进出斋堂，并不唱诵〈二时临斋仪〉，而以自行默念供养偈之后开动（供养佛、供养法、供养僧。愿修一切善，愿断一切恶，愿度一切众）[16]。

 

(二) 〈二时临斋仪〉的结构对照

 

从前述史实及文献可知，西天僧众之常食规矩，主要内涵有赞佛、食当缘意（作意自勉利他、以法祝愿施主）。落实为仪轨科文时，则结构应有：1.赞佛，2.献佛（供养），3.食当缘意，4.结斋。

 

比对《云栖法彙》、《诸经日诵集要》及本会以前沿用的〈二时临斋仪〉，三者结构如下：（星号处是此三版本的细节差异）

 

由以上对照可知，三者结构差异性不大。以下即针对本会新版〈二时临斋仪〉说明调整建议。

 

 

三、〈二时临斋仪〉之调整建议及说明

 

大乘菩萨道场以 佛陀正法为依归，四众日用仪轨理当回复清淨风貌，故建议〈二时临斋仪〉调整如下：

 

(一) 剔除外佛内密“出食法”及密宗性瑜伽〈准提咒〉

 

密宗喇嘛教在元明清三朝深深扎根于中土佛门，经明朝朱元璋“禅、讲、教”三分僧人的国家政策[22]以及择彙显密仪轨作为范本流通天下，反令已潜入佛门科仪的密宗瑜伽教法就地合法，于是密续密咒、双修手印正式纳入佛教科仪，堂而皇之流传后世，巩固了密宗瑜伽教法在佛教中的根基及地位。今人知此历史脉络之后，理当义无反顾回复佛教的本来面貌，令假藏传佛教离开佛教、恢复其原来的喇嘛教之名，并将佛门仪轨中的密宗瑜伽诸法剔还给喇嘛教。

 

1.出食法

 

施食本是佛法正教，佛弟子依 世尊之教施食四生，从来都是仰仗佛力而施，俾令众生受益。然明清〈二时临斋仪〉的“出生”（出众生食）所採仪轨乃是密教行法：以箸（今人使用“刀手”）挑五至七粒米（禅宗有七粒米的公案，恐是有好事者误解其义之后，置入仪轨）[23]，以手指点画种子字并口唸密咒。佛门弟子当依佛经的开示如法施食，将此密宗喇嘛教之仪轨摒除于外；今新版〈佛前大供〉[24]已经一併调整此出食仪轨，此处便不再赘述。

 

2.〈准提咒〉

 

经查唐朝密宗僧人善无畏[25]译的《七佛俱胝佛母心大准提陀罗尼法》列有〈准提咒〉并说明该咒所结的手印乃是统摄密教一切二十五部曼陀罗手印；而该印即是密续中著名的“男根印”[26]。（今日佛门中仍有广大出家众丝毫不知自己“问讯”佛菩萨圣像时所结的手势乃是密教双身印的男根印或女阴印。）

 

唐朝又有金刚智译出《佛说七俱胝佛母准提大明陀罗尼经》，不空[27]译出《七俱胝佛母所说准提陀罗尼经》，地婆诃罗译出《佛说七俱胝佛母心大准提陀罗尼经》；这三部密续内容相近，但以前两部的内容较为完整。此处以不空译本为例，其卷首模仿佛经“如是我闻”，余则皆与佛经不甚相当，大多是禳灾求福及召唤鬼神之法，其内容由二大结构组成：(1)经文。然虽名为“经”，但序分仅数句（四句交代人、事、时、地，三句说明缘由）[28]，正宗分以极大篇幅说明持〈准提咒〉的成就，卷末无流通分或嘱累品。(2)仪轨。〈七俱胝准提陀罗尼念诵仪轨〉说明“莲花部三么耶印、金刚部三么耶印”等各种手印及相对应的真言。

 

该陀罗尼经说，莲花部三昧耶印“如莲花形”，金刚部三昧耶印“如金刚杵形”。这“莲花”与“金刚杵”事实上各代表的是“女阴”和“男根”，即喻密宗男女双修，是三世诸佛圣典都摒弃的世间染污法。又，该陀罗尼经以“准提佛母”与“七俱胝如来”相对[29]，“准提佛母”即是空行母，在此形象是三隻眼睛、十八臂，手持剑、斧钺、钩、索、杵等[30]杀伐之器及象徵双修之具，此皆密宗空行母夜叉的形象。又，其持器与三大密续的《金刚顶经》[31]的“金刚钩、金刚索、金刚杵、金刚莲、金刚轮、金刚剑”是相吻合的。又，该陀罗尼经于最后嘱咐：完成“准提佛母”画像之后，必须祕密供奉于密室，平常以布帛遮盖，修法时方可揭开，修毕复盖；平时不可随便示人，否则即予魔王可趁之机。[32]此“不可告人”虽说是不欲魔王知悉，然而人间私语天闻若雷，魔王及其眷属如何不知？当知这密室操作的真实原因，就是准提佛母法门乃是密教男女双修法，这和今日有僧尼私下供奉密教大日如来双身像，或有显密文物流通处将双身像偷偷放在隐密处，道理是一样的。

 

从上可知，此密续之准提佛母与诸佛菩萨的清淨法全然相左，行门也与佛教清淨光明的摄众法门背道而驰。是故准提佛母既代表密宗喇嘛教之男女双修法门，不当再列于佛教仪轨之中，应予剔除。（待续）

 

[1]印度在八世纪末全面密教化，彼时印度波罗王朝信奉密宗瑜伽教。宋朝开国已是公元十世纪。

 

[2]元朝：元顺帝至元元年（1335年）明令“凡有妻室之僧，令还俗为民；……”。诸帝诏令严禁僧尼行淫，请见《元史》：世祖本纪、成宗本纪、英宗本纪、泰定帝本纪、文宗本纪。

明朝：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洪武5年（1372年）下诏：“天下大定，礼仪风俗不可不正。……僧道斋醮杂男女，恣饮食，有司严治之。”出自《明史》卷2《本纪第2．太祖2》。诸帝三令五申禁制僧尼行淫，参阅《明会典》：明惠宗朱允炆建文3年（1401年）、明成祖朱棣永乐元年（1403年）及十年（1412年）、明英宗朱祁镇正统6年（1441年）、明孝宗朱祐樘弘治7年（1494年）及13年（1500年）、明世宗朱厚熜嘉靖8年（1529年）、明神宗朱翊钧万曆13年（1585年）。

清朝：入关皇帝清世祖爱新觉罗．福临顺治3年（1646年）“令在京寺、庙、庵、观，不许僧尼道士混处，及闲杂俗人居住”。清圣祖爱新觉罗．玄烨康熙16年（1677年）“令京城内寺庙庵院，不许设教聚会、男女混杂”。以上出自《大清会典》。

 

[3]朱元璋洪武16年（1383年）下诏：“即今瑜伽显密法事仪式及诸真言密呪，尽行考较（即查考比较）稳当，可为一定成规，行于天下诸山寺院永远遵守。为孝子顺孙慎终追远之道、人民州里之间祈禳伸情之用，恁‘僧录司’（管理佛教事务的中央组织）行文书与诸山住持并各处僧官，知会俱各差僧赴京，于内府关领（即领取）法事仪式，回还习学，后三年凡持瑜伽教僧赴京试验之时，若于今定成规仪式通者，方许为僧；若不省解、读念且生，须容周岁再试。若善于记诵、无度牒者，试后就当官给与；如不能者，发为民庶。钦此。”出自明．朱元璋《钦录集》，收入明．葛寅亮《金陵梵刹志》，卷2，洪武16年5月21日条。

 

[4]当今《时轮续》只有梵文原本及藏译本，其他世界各地并无完整译本流通，故世人少知喇嘛教性瑜伽之底细。德国人Albert Grünwedel（1856-1935年）的《时轮续》德译本，是当今有名的唯一译为西方语言的完整译本，然仅完成手稿，并未出版，其译稿现存于德国慕尼黑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手稿部；Grünwedel本人后来精神错乱而亡。出处：Trimondis, Der Schatten des Dalai Lama: Sexualität, Magie und Politik im tibetischen Buddhismus, 1. Aufl., Düsseldorf, Patmos-Verl., 1999, S. 24, 288-290, 292-293.

又，中土出现少许《时轮续》的内容介绍，见于法尊翻译的《密宗道次第广论》，这是喇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著作，将喇嘛教灌顶次第与男女双修的关联，第一次清楚地公开于华文圈。又，有达赖喇嘛作序，被达赖称为“持有时轮不共传承的一代大师更朗仁巴尊者”所著的《吉祥时轮六座上师瑜伽念修教授》中，亦处处可见其双修瑜伽的本质。请见：更朗仁巴罗著，丹增卓津汉翻译，台北市，盘逸有限公司，2008年。

至于《时轮续》的完整华文译本，今日已无须译出，因其邪淫本质与华夏文化大相迳庭，无益世道人心。

 

[5]“密宗、瑜伽教、喇嘛教、西藏密宗、藏传佛教”名异实一，是承袭自印度“怛特罗佛教”的相似像法，非真正佛教，在佛门内紊乱真义，在外则秽乱苍生。其中以“藏传佛教”之名最为混淆视听，令世人以为喇嘛教是佛教，实际上此名称是当年班禅喇嘛向大陆领导人毛泽东建议而后方有，当知历代中国人一向直接称呼“喇嘛、喇嘛教”，或说“番僧”，以著僧服故，如《大般涅槃经》卷4〈如来性品 第4之1〉所说：“善男子！我涅槃后无量百岁，四道圣人悉复涅槃，正法灭后，于像法中，当有比丘似像持律，少读诵经，贪嗜饮食长养其身，身所被服麁陋丑恶，形容憔悴无有威德，放畜牛羊、担负薪草，头鬚髮爪悉皆长利，虽服袈裟犹如猎师，细视徐行如猫伺鼠，常唱是言：‘我得罗汉。’多诸病苦，眠卧粪秽，外现贤善，内怀贪嫉，如受痖法婆罗门等，实非沙门现沙门像，邪见炽盛，诽谤正法；如是等人破坏如来所制戒律、正行、威仪，说解脱果离清淨法，及坏甚深祕密之教，各自随意反说经律而作是言：‘如来皆听我等食肉。’自生此论，言是佛说，互共诤讼，各自称是沙门释子。”《大正藏》册12，页386，中14-26。

 

[6]《云栖法彙》是莲池袾宏法师往生之后，多位弟子将《阿弥陀经疏钞》、《水陆仪规》、《淨土疑辩》等编集成册。明思宗朱由检崇祯10年（1637年），募资刊为方册本，发行于世。现今的流通版是清朝爱新觉罗．载湉光绪23年（1897年）金陵刻经处的重刻刊行本。请见网路：〈淨宗八祖莲池大师〉，《淨宗简介》，https://www.amtfweb.org/introduce/zhushi8.htm，检索日期2021年5月17日。

另依《佛光大辞典》，《云栖法彙》系于明熹宗朱由校天启4年（1624年）由居士王宇春等十六人校订印刻；于清光绪25年（1899年）重刻，增补云栖遗稿等数部。

 

[7]明末《嘉兴藏》于明神宗朱翊钧万曆7年（1579年）发起造刻，于清圣祖爱新觉罗．玄烨康熙15年（1676年）完成。在嘉兴藏造刻之前，流传寺院的各种日诵仪轨当皆有所出入，如莲池袾宏法师（1535-1615年）于万曆28年（1600年）撰写的《重刻诸经日诵 序》所说“坊本百八般经……，僧尼道俗晨夕所持诵，而真伪交杂，识者诮焉；幸为我一甄别之”，可知莲池法师《云栖法彙》收录的《诸经日诵集要》是他依当时旧刻版改编而成的新刻本。

 

[8]圣 龙树菩萨《十住毘婆沙论》卷16〈解头陀品 第32〉，圣 鸠摩罗什大师译（402-412译）：【见有十利，尽形乞食者：一、所用活命，自属不属他。二、众生施我食者，令住三宝，然后当食。三、若有施我食者，当生悲心“我当勤行精进，令善住布施”，作已乃食。四、随顺佛教行故。五、易满易养。六、行破憍慢法。……十、次第乞食故，于众生中生平等心，即种助一切种智。佛虽听请食，欲以自利己，亦利他人故，则不受请食。】《大正藏》册26，页111，下12-23。

 

[9]《大比丘三千威仪》卷上：“饭时有五事：……四者，饭有余，当持泻淨地。”《大正藏》册24，页916，上23-27。

 

[10]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卷1〈受斋轨则 第9〉：“或可施主延请同前，于其宅中形像预设。午时既至普就尊仪，蹲踞合掌各自心念，礼敬既讫食乃同前。或可别令一人在尊像前长跪合掌大声赞佛(言长跪者，谓是双膝踞地，竪两足以支身。旧云胡跪者，非也。五天皆尔，何独道胡），唯叹佛德不杂余言。……食罢将其瓶水遍沥众前，上座方为施主略诵陀那伽陀＊。”《大正藏》册54，页210，中3-12。

＊“陀那伽陀”，法施，以颂回报施主的恩德。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卷1：“是故圣制，每但食了必须诵一两陀那伽他报施主恩(梵云陀那鉢底，译为施主。陀那是施，鉢底是主。而云檀越者，本非正译，略去那字取上陀音转名为檀，更加越字。意道由行檀捨，自可越渡贫穷。妙释虽然，终乖正本。旧云达䞋者，讹也)。”《大正藏》册54，页211，中9-12。

又，丁福保《佛学大辞典》：“【陀那伽他】Dānagatha，又作Dakṣiṇāgāthā，旧称哒嚫伽陀，报施主之说法也。又云特敧拏伽陀，陀那，特敧拏，皆为施与之义，伽陀者，颂也。”

 

[11]《高僧传》卷5（梁．释慧皎〔497-554〕撰）：“安既德为物宗，学兼三藏，所制《僧尼轨范》、《佛法宪章》，条为三例：一曰行香①定座②、上讲经上讲③之法；二曰常日六时行道、饮食、唱时法；三曰布萨、差使悔过等法。天下寺舍，遂则而从之。”《大正藏》册50，页353，中23-27。

①“行香”，请僧受供时，以香为信，施主手执香炉、出声告曰“时至”。《增一阿含经》卷26：【是时，梵志即受其教，手执香炉而白：“时到，唯愿屈顾。”尔时，世尊以知时至，著衣持鉢，将诸比丘众往至讲堂所，各次第坐，及比丘众亦次第坐。……】《大正藏》册2，页696，上5-19。

又依《大比丘三千威仪》卷上，若行香者为妇女，受请的比丘不得“立受香”，而应“坐受香”，避免手触手而心生染著。参见《大正藏》册24，页914，中4-7。复依《诸经要集》卷5（唐．道世，公元659年），比丘坐著受香，若恐讥慢，便不以手受香，而令妇女悬而放下即可。参见《大正藏》册54，页45，中21。

综上可知，“行香”为“以香施与劝请”之意。

②“定座”，依丁福保《佛学大辞典》：“（职位）大法会行道之时，执火舍前行之小僧也。谓为定者，沙弥或善财童子。又书定座，以于导师之下定座故也。”

③“上讲经”（《法苑珠林》书为“上经上讲”），即坐上高座，讲经说法。《大比丘三千威仪》卷上：“上高座读经有五事：一者当先礼佛；二者当礼经法上座；三者当先一足蹑阿僧提上正住坐；四者当还向上座；五者先手安座乃却坐已。”《大正藏》册24，页917，上12-15。又，“不应说经有五事：一者人不敬三师；二者人犯戒；三者诽谤佛道；四者比丘问经不如法；五者不应为白衣说比丘戒经，得罪。”《大正藏》册24，页917，上20-22。

 

[12]依义淨法师所述，僧众食时，应双足踏地坐在小坐凳（约21公分高、30公分见方），与邻座距约一肘，前有盘盂等盛器。佛法初传中国，众皆依法，过约二三百年到了晋代（266-420年）淆讹为比肩盘坐而食。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卷1〈食坐小床 第3〉：【西方僧众将食之时，必须人人淨洗手足，各各别踞小床，高可七寸、方纔一尺，藤绳织内脚圆且轻；卑幼之流小拈随事。双足蹋地，前置盘盂，地以牛粪淨涂、鲜叶布上，座云一肘互不相触，未曾见有于大床上跏坐食者。……闻夫佛法初来，僧食悉皆踞坐，至于晋代此事方讹，自兹已后跏坐而食。然圣教东流年垂七百，时经十代代有其人，梵僧既继踵来仪，汉德乃排肩受业，亦有亲行西国目击是非，虽还告言，谁能见用？又经云“食已洗足”，明非床上坐，菜食弃足边故，知垂脚而坐是。佛弟子宜应学佛，纵不能依，勿生轻笑。】《大正藏》册54，页206，下23-页207，上12。僧众到了晋代讹为趺坐而食，或与先秦以来席地起居的习惯有关（日常跪坐、蹲坐，不以垂足为式；家具如大牀、坐榻、几案皆是低足）。参阅：杨泓，〈华烛帐前明：从文物看古人的生活与战争〉，《中国文化中心讲座系列》，香港：香港城市大学，2009。网路检索：第一章〈席地起居—先秦至魏汉的家具〉，https://www.cityu.edu.hk/upress/pub/media//catalog/product/files/9789629371678_preview.pdf，检索日期2021年5月14日。

 

[13]佛制僧众日中一食，必须在太阳行经中线之前食毕，否则即为非时，食有过咎。又，依唐朝义淨法师所述，受请或日常食时，如果推断食毕已过时，可不待进献授食就取分食之，此无过失；如果食毕过时，反而获罪，此不应该。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卷1〈飡分淨触 第4〉：“凡设斋供及僧常食，须人捡校，若待斋了恐时过者，无论道俗虽未荐奉取分先食，斯是佛教许无罪咎。比见僧尼助捡校者，食多过午因福获罪，事未可也。”《大正藏》册54，页207，中10-14。

 

[14]晚间进食，名为服药、针灸，如病求医。《佛垂般涅槃略说教诫经》：“汝等比丘，受诸饮食当如服药，于好于恶勿生增减，趣得支身以除饥渴。如蜂採花，但取其味不损色香；比丘亦尔，受人供养取自除恼，无得多求坏其善心。”《大正藏》册12，页1111，上22-25。

 

[15]诏文内容详如“前言”注脚。出自明．朱元璋《钦录集》，收入明．葛寅亮《金陵梵刹志》，卷2，洪武16年5月21日条。

 

[16]更完整的版本如“供养佛、供养法、供养僧，供养一切众生。愿断一切恶，愿修一切善，愿度一切众，愿除一切障，愿成无上道。南无本师 释迦牟尼佛（三称）”。

 

[17]《云栖法彙》版本的〈二时临斋仪〉，《嘉兴大藏经》册32，页581，中26-下5。

 

[18]《诸经日诵集要》版本的〈二时临斋仪〉，《嘉兴大藏经》册19，页180，中19-24。

 

[19]出众生食，古代简称“出生”，今日简称“出食”。

 

[20]本会原本沿用教界流传的〈准提咒〉“南无萨哆喃 三藐三勃陀 俱胝南 怛姪他 唵 折隶主隶 准提莎婆诃”（《卍续藏经》册106，页598，上2-3），于结斋时唱诵，然多年前察觉此为密宗喇嘛教的双身咒之后，已弃捨不用。相关论证请见后文。

 

[21]嚫，音chèn ㄔㄣˋ，施予僧侣财物。达嚫，即前面内文注脚所引义淨法师说明之“陀那伽陀”，译作“施颂”。

 

[22]“佛寺之设，历化分为三等：曰禅、曰讲、曰教。其禅，不立文字必见性者，方是本宗；讲者，务明诸经旨义；教者，演佛利济之法，消一切见造之业，涤死者宿作之愆，以训世人。”出处：明．朱元璋《钦录集》，收入明．葛寅亮《金陵梵刹志》，卷2，洪武15年5月21日条。

“今天下之僧多与俗混淆，尤不如俗者甚多，是等其教而败其行，理当清其事而成其宗。令一出，禅者禅，讲者讲，瑜伽者瑜伽，各承宗派，集众为寺，有妻室愿还俗者，听；愿弃离者，听。”出处同上，卷2〈申明佛教榜册〉，洪武24年条。

“教”即瑜伽密教，实际上就是密宗喇嘛教的无上瑜伽，密教行人认为它远胜佛教的大乘瑜伽。“瑜伽”意译即“相应”，真正的“无上瑜伽”乃大乘瑜伽，是与万法根源之唯识妙义相应故，如《解深密经》、《楞伽经》、弥勒菩萨的根本论《瑜伽师地论》等所阐扬的，须亲证“第八识阿赖耶识为法界根本”，乃至具足圆满实证第八阿赖耶识如来藏所含藏的一切种子，即是成就佛地的一切种智。然喇嘛教盗用佛教名相，窃以男女双修的性瑜伽当作无上瑜伽，众生无知而受笼罩，以是风靡朝野，间接使得元朝快速灭亡。明朝朱元璋以前朝之鑑，特地将这盛行于民间的“瑜伽密教”区隔出来称为一“教”，以别于佛教的“禅”（修禅者）、“讲”（讲经僧）；又为了避免经忏僧主持念经或忏仪时，因僧俗混杂而生邪淫，因此下诏将显密仪轨正本清源，以制定清淨仪轨，避免喇嘛邪淫；又为了避免经忏僧敛财，因此下诏制定诵经公定价*。

*《华严经》一部钱一万文 《般若经》一部钱一万文 “内外部真言”每部钱二千文 《涅槃经》一部钱二千文 《梁武忏》一部钱一千文 《莲经》一部钱一千文 《孔雀经》一部钱一千文 《大宝积经》每部钱一万文 《水忏》一部钱五百文 〈楞严咒〉一会钱五百文。出处同上，卷2〈道塲诸品经呪布施则例〉。

 

[23]《佛果圜悟禅师碧岩录》卷5：【忠国师问紫璘供奉：“闻说供奉解注《思益经》，是否？”奉云：“是。”师云：“凡当注经，须解佛意始得。”奉云：“若不会意，争敢言注经？”师遂令侍者将一椀水、七粒米、一隻筯在椀上，送与供奉。问云：“是什么义？”奉云：“不会。”师云：“老师意尚不会，更说甚佛意。”】《大正藏》册48，页184，上28-中25。

 

[24]详见《正觉电子报》第152、153期。

 

[25]于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四年（公元716年）抵达长安，奉诏译经。

 

[26]《七佛俱胝佛母心大准提陀罗尼法》卷1：“总摄二十五部大曼荼罗尼印：以二手无名指小指相叉于内，二中指直竖相拄，二头指屈附二中指第一节，二母指捻左右手无名指中节。若有召请，二头指来去。”《大正藏》册20，页186，中17-20。

 

[27]于唐李隆基天宝五年（公元746年）返抵长安，奉诏译经。

 

[28]《七俱胝佛母所说准提陀罗尼经》：“如是我闻，一时薄伽梵在名称大城逝多林给孤独园，与大苾刍众并诸菩萨，及诸天龙八部前后围绕。愍念未来薄福恶业众生，即入准提三摩地，说过去七俱胝佛所说陀罗尼曰：娜莫 飒多南（引）三藐三没驮（引）俱（引）胝南（引）怛儞也(二合)他（引）唵者礼 主礼 准泥娑嚩（二合引）贺（引）”《大正藏》册20，页178下17-页179上1。

 

[29]《七俱胝佛母所说准提陀罗尼经》：“想空中准提佛母与七俱胝佛围绕，遍满虚空”《大正藏》册20，页180，下27-28。

 

[30]《七俱胝佛母所说准提陀罗尼经》：“其像面有三目，十八臂。上二手作说法相。右第二手作施无畏，第三手执剑，第四手持宝鬘，第五手掌俱缘菓，第六手持钺斧，第七手执钩，第八手执金刚杵，……。左第二手执如意宝幢，……第五手羂索，……。”《大正藏》册20，页184，下14-20。

 

[31]《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》，《大正藏》册18，页207，上8。

 

[32]《七俱胝佛母所说准提陀罗尼经》：“画像已，随力僧次请七僧供养开光明呪愿赞叹；于像下应书法身缘起偈，将像于精室祕密供养，以帛覆像，念诵时去覆帛，瞻礼供养念诵毕，却以帛覆慎勿令人见。何以故？从师受仪轨画像法，若转与人呈像，被魔得便，当须祕密。”《大正藏》册20，页184下26-页185上2。

原标题：〈二时临斋仪〉及大乘实义菩萨道场之精神(上)